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全文引用自2023/09/25 聯合報／ 沈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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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48/7460229

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48/7460551)

不知何時開始，政治圈像影視圈，也流行「人設」。四、五十年以前，政治人物不必人設，不必辦演唱會，不必蹭網紅，只要好好做事。他們常常很無趣。

「微笑老蕭」就是這樣，自1980到2010年左右，台灣人民對蕭萬長熟悉到近乎沒有新鮮感，他永遠只有一號表情，但多數人不知道在招牌微笑之後，他這個小外交官出身的公務員，腸胃很差，三十歲出頭第一次出使國外，就曾胃痛到把車停在路邊，也不知道他在菸酒談判時十二指腸潰瘍出血，更不知道他的晚期肺癌在控制十三年之後卻中風。

2020年底他「橋腦栓塞」，左半邊癱瘓。經過三年堅毅地復健、運動，現在，84歲的他除了身邊多一根柺杖，依舊抬頭挺胸。

「年年蕭萬長，事事蕭萬長」，自1970年代晚期起，他常常替台灣參加各種國際談判，並五度代表總統參加APEC領袖會議，即使在卸下副總統重任後退休，仍帶領工商團體奔走歐美亞及大陸，並成立「兩岸企業家峰會」，替他們架設高層平台。

多數人看到他的風光，但是，極少人知道在龐大的壓力和工作之下，他除了腸胃不好，牙齒也只剩一顆。他在副總統將滿周年前夕，肺癌確診，術後良好，家人正為他挺過癌症的考驗而安心時，老天又用一記重拳把他打崩在臥室。

中風後，他在榮總加護病房醒來，微笑老蕭不笑了，第一句話是「我好累」，這應該是大腦在生死交關那一刻快速回放了一生影片，他的直覺反應。當他發現自己連在床上坐起來都辦不到時，很少露出沮喪之情的他悲傷了：「為什麼是我？我不菸不酒，也不交女朋友，為什麼是我？」

蕭萬長(左)從政大外交系畢業時，與父親合影。

父母留給他的是最好的身教

他一直是一個「標準公務員」（以前這句話是形容一個人正派規矩可信賴），連生活作息都很自律、嚴謹，為什麼老天對老年的他不罷手？

能怪天嗎？

他自小勤勞，到老都不太會玩，沒有娛樂。他的父母賣菜，都是文盲，蕭萬長放學後就要幫忙記帳、扛東西，這也讓他自少年起就是高低肩。蕭媽媽長年氣喘，嚴重時，睡覺只能半躺，以免喘不過氣，蕭萬長晚上常用瘦小的身體與媽媽背靠背，讓她有一點支撐，可以平順呼吸，而他就利用那個時間讀書、做功課。

這樣長大的蕭萬長是學霸。他以第一志願考上政大外交系，八學期拿七次第一名，並以第一名考入外交研究所。他大三就參加高考，也是第一名（普通行政組），畢業後參加外交特考，還是第一名。當年政大圖書館有一個固定的角落，同學都知道那是蕭萬長的位子，因為他只要沒課就「釘」在那裡。

這個學霸畢業後原本可去哈佛念書，但錄取通知書寄到嘉義家中，媽媽拿給鄰居看，大家七嘴八舌，勸她不要讓兒子去：「出國就不會回來了。」因為有一個鄰家孩子赴美讀書以後，變成「黨外」，看不順眼台灣政府，留學變成長期留美。媽媽把哈佛錄取通知書藏了起來，他當時正在服役，很久以後才知此事，錯過了回覆哈佛的時間。

「我很認命。」他常這樣說。一般人以為「認命」很消極，他的認命是「務實」，省下怨天尤人的時間和力氣，把「操之在人」的部分放下，把「操之在我」的部分做到最好，腳踏實地。他錯過了哈佛，卻在台灣從一個外交部小職員，一步一步以實力晉升到國貿局長、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陸委會主委、行政院長，最後成為副總統。其中還一度奉命返鄉參選立委（時任總統兼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告訴他，那是有人要「害」他，但李贊成並鼓勵他參選），打敗爭取三度連任、擁有民視資源的立委蔡同榮，他成為第一位參選的政務官。

蕭萬長從未立志做大官，他從小唯一的「立志」是絕不做商人。他看到父親從商，生意那麼好，工作那麼辛苦，卻家無恆產，爸媽常為錢關起房門吵架，大哥也只念到小學就要幫忙家裡工作。其實，他父親不是沒有賺到錢，而是樂善好施，鄉親去世沒錢埋葬，蕭爸爸就會捐棺木。父親常告訴他：「人死留名，虎死留皮。所有財產都是假的，」蕭萬長才剛進國貿局時，父親就嚴厲地告訴他：「絕不能貪，一定要廉。」蕭萬長每次返鄉祭祖，面對祖先牌位，挺直腰桿，都會想到父親這些話，他充滿感恩：「我父母目不識丁，留給我的是最好的身教。」

中華民國要強大，一定要靠經貿

他青少年時期對自己唯一的期望就是「要有國際觀」，外交系是早年台灣學生探向世界的熱門科系。他的同學，全班三十多人，幾乎都是以外交系為第一志願。1962年他剛進入外交部時，我們邦交國有七十多個，但七○年代外交重挫，先是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然後是1972年中日斷交（當年我們不會說是「台日斷交」，中華民國認真而莊嚴地稱自己是「中國」）、1979年中美斷交。台灣媒體七○年代常用「國際局勢，波譎雲詭」形容我們的嚴峻處境，總統蔣介石呼籲大家「莊敬自強，處變不驚」。2016年起，我們又連丟九個邦交國，現在邦交國只剩十三個，台灣已無感，真的「處變不驚」了。

蕭萬長在外交部工作十年，已是亞太司科長，駕輕就熟，但他看出台灣的外交困境，建議要有「應變」計畫，以免斷交慌亂，這是他的務實，但被長官指責是「失敗主義」，他很灰心。務實的他更看出「經貿」才能在國際場合交到朋友，「中華民國要繼續強大，一定要靠經貿」。他渴望到國貿局工作，自請辭職，外交部不捨，用「商調」的方式，讓他轉到國貿局做「稽核」，希望有機會再把他調回。

誰也沒料到這個不惜降調的年輕外交官，後來以「經貿外交」替台灣在國際困境中披荊斬棘，而且帶領出口導向的台灣和世界一步步接軌，以國際化、自由化、制度化為目標，逐步讓台灣從像一個草莽出身的青少年轉大人，優雅、文明地遵守世界規範，這是一個漫長、巨大的艱辛工程。

更可貴的是，在中美斷交全台不知所措那一刻，蕭萬長在華府以不到十個工作天（實際作業約五天），替台灣爭取到美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後來更是突破國內外困難，加入GATT（WTO前身），開出一條大路。台灣這個極小而特別的海島，在世界地圖上堂堂正正的立足了。

1972年蕭萬長剛開始跨足經貿，從零學起，「我像一張白紙，什麼都不懂，」他很清楚：「這對我是很大的冒險。」他白天工作，晚上去政大公企中心上課，學習貿易理論與實務，全然陌生而新鮮，他一點都不覺得困難，有興趣極了。除了上課，他也閱讀檔案，別人認為枯燥，他卻興味盎然，他這個門外漢很快對台灣經貿有縱深而全面的了解。

他的外交專業也在國貿局很快獲得重視。當年台灣紡織品出口很強，美國給予配額限制，國貿局副局長邵學錕帶著有外交背景的蕭萬長赴美參加談判會議，竭盡所能替台灣爭取最大利益，蕭萬長在現場既做翻譯，還做筆記，晚上回到飯店，立刻寫好當天報告，邵學錕第二天一早即可傳真回台北，很有效率。

國貿局前身是「外貿審議委員會」（後又改名為「外匯委員會」)，是台灣財經決策機構，前兩任主委為徐柏園、尹仲容，1969年二度改組為國貿局，第一任局長是汪彝定，他很快發現蕭萬長這個年輕人。蕭萬長才到國貿局一年，汪彝定就召見了他，給他一本英文書，提醒他：「每天的業務都會強迫你快速學習，但是，培養國際視野必須常常讀書。」兩三周後，汪彝定打電話來：「我給你的書看了沒有？有什麼心得？」孺子可教，汪彝定常常丟給他幾本書讀，對他影響深遠。汪彝定就像當年蕭萬長在政大外交系的老師李其泰一樣，對他的未來充滿關切，既是嚴師，也是貴人。

汪彝定是安徽人，西南聯大畢業，公職最高職務除了台糖董事長之外，就是經濟部次長。當蕭萬長升任經濟部長後，拜訪恩師，汪彝定告訴他：「你當上部長，我比自己當上部長還高興。」汪彝定在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裡對自己作為第一任國貿局長培育新人，「看見幾位後進……脫穎而出，為國家棟樑。」極感欣慰，他舉例的第一人就是蕭萬長，並提及「萬長兄曾有人以極好的條件想拉他去民間機構工作，我和他的朋友說，萬長是要給這個國家做更大貢獻的，你不要拉他。我沒有看錯」。

1966年蕭萬長是外交部小科員，在松山機場送往迎來。

談下美國永久最惠國待遇

是最大成就

今年卸任的台大校長、中研院院士管中閔對汪蕭這段知遇頗有所感。管中閔初識蕭萬長時，蕭已卸任閣揆，管是中研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他想邀蕭萬長演講，那是他第一次面見蕭萬長，談話完畢告辭，蕭先生一直送他到進電梯，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蕭萬長對管中閔一鞠躬，誠懇自然，管中閔很震撼，從此，管中閔送客也一定送到電梯門口。管中閔回憶此事，充滿孺慕之情地說：「當年汪彝定先生對蕭先生幾乎可說是『手把手的教』，我真希望有機會早點認識蕭先生，跟在蕭先生身邊，讓他手把手教我三、五年。」

不論蕭萬長在朝在野或退休，管中閔每次去拜望，蕭萬長總是立刻談起國家大事，不斷問：「我們還可為國家做什麼？」

管中閔認為，「蕭萬長談下美國永久最惠國待遇，是他最大成就，」當時台灣出口巿場將近一半在美國，中美斷交在政治上對人心衝擊巨大，在經濟也是地動山搖，管中閔分析當時情境：「斷交已無可挽回，唯一可以讓台灣遮風避雨的那塊布就是『經貿』，蕭先生當時義無反顧。」

1978年12月16日凌晨二時，美國大使安克志去蔣經國官邸告知美國將與中共建交，台美正式斷交時間預定在兩周之後的元旦。汪彝定（經濟部次長）、蕭萬長（國貿局副局長)本來就預定12月16日搭機赴美商務談判，值此巨變，汪彝定必須留在台灣參加行政院各種會議，他囑蕭萬長依預定時間出發，隨機應變。蕭萬長心亂如麻，飛機飛到美國上空時，他的嘴唇照例又因壓力太大而破了，但腦袋鎮定、清明了起來，他要為台灣把美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簽下來，讓台灣出口美國的貨品關稅永遠享有與友邦一樣的最優惠稅率，不受斷交影響。

他下機時，看見來接機的僑胞痛哭流涕，他也不禁落淚，但他知道自己應給國人信心，作為代表中華民國官方最後一位談判代表，他身繫眾望，必須救亡圖存。他面對美方代表，愷切陳辭，以美國立國精神痛責他們二十分鐘，對方靜靜聽完說：「你氣消了沒有？」他很令對手印象深刻，其中有人成為他長年朋友。

耶誕節前夕，冰天雪地，他談判結束回到住宿飯店時，發現行李竟被棄置在大廳，理由是飯店員工都要回去過節，飯店不提供服務了。他們在風雪之中搬到附近有麥當勞的小旅店解決食宿，身為第一線國家代表，「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他忍不住又落淚，更堅信：國家一定要富、要強，這才是最實在的。

1978年台灣對美出口50.1億美元，1979年元旦中美斷交，那一年對美出口成長12%，第二年成長34%，第三年成長62%，1989年對美出口已達240.36億美元，十年之間，台灣對美出口是斷交那年出口額的4.8倍，這種輝煌的成就證明了台灣驚人的韌性，也證明蕭萬長在最後關頭和美國談下永久最惠國待遇是多麼重要的「分手禮物」。

台灣人民打落牙齒和血吞，蕭萬長的牙齒也是在那段時間壞掉、拔掉最多。

「官做得越大，事做得越少。」這是蕭萬長的感慨。一個嘉義菜商之子，歷任要職，最後成為民選副總統，仕途看似一路順遂，他卻若有憾焉。時代變了，放手讓他做事的人也不在了。

他最懷念在國貿局時代。1980年代，是台灣經濟起飛成長快速的時候，蕭萬長意味深長地說：「那是做事的年代，只要你肯做事，沒有人會阻擋你。」

1981年底，國貿局副局長蕭萬長突獲總統蔣經國召見，告知他將被扶正。這是甫升任經濟部長的趙耀東建議，人選有兩位，蔣經國拍板選了他。蕭萬長很意外，因為趙耀東並不熟識他，僅憑他的工作表現就把他放入名單。蕭萬長也很惶恐，他知道當時的國貿局是「天下第一局」，自己沒有前任局長汪彝定、邵學錕的資歷及人脈，獨當一面恐不易，他婉謝，謙稱自己仍須歷練，蔣經國和藹地告訴他：「40歲不年輕囉」，並勉勵他：「你是本地人，要多為這塊土地打拚。」為了讓他放膽去做，蔣經國告訴他：「未來若有困難，直接來找我。你若不找我，我每年會找你一次。」

蛋雨從四面八方襲來

蔣經國每年都要他在國民黨中常會報告，蕭萬長在那個機會中，報告的都是他「應該做」卻「做不了」、「推不動」的事，蔣經國在中常會都會明快裁示。蕭萬長回憶，「總統話不多，只有幾句，但很清楚，很堅定，言簡意賅。」蔣經國的話第二天往往就是《中央日報》頭條，因為方向、目標清晰，蕭萬長的難題常迎刃而解。

智財權問題就是如此。台灣對美每年出超甚巨，美國常對我們祭出「301條款」，迫使我們開放巿場或以各種條件交換，而其中「特別301條款」則是針對智財權。台灣貧窮時，產品經常仿冒他國、書籍盜版他人，當我們越來越富，卻還是沒有智財權觀念，常被譏罵是「海盜」。美國給我們很大壓力，但國內反彈甚巨，《晶片戰爭》作者克里斯米勒回顧此事，在書上生動地描述李國鼎（時任經濟部長）剛開始也站在反對陣營。李國鼎與德州儀器高層馬克謝弗德第一次見面即不歡而散，李國鼎對謝弗德說：「智慧財產權是帝國主義用來欺負落後國家的東西。」但是，李國鼎很快知道這是必走的路，茲事體大，他要蕭萬長「向上反應」，這是蕭萬長唯一一次求見蔣經國，「總統不說話，只聽，不置可否」，然後要他下周去中常會報告。他報告完後，第一個發言的便是李國鼎，他呼應蕭萬長，我們發展科技業，需要人才、外資，若不尊重智財權，人才、外資都不會來。行政院長俞國華在會中立即承諾成立專案小組推動，後來花了三、四年時間立法、修法，並教育民眾，最後終於讓台灣從「特別301觀察名單」除去。

蕭萬長最知名的一戰很慘。談判一定是give&take，有拿有給，我們對美有巨大出超，美國自然要從我方得到回報。1988年，美國強硬要求我們開放火雞肉進口，台灣雞農強烈反彈，幾千人集會抗議，蕭萬長不畏壓力，坦然出席說明，正要離場，才剛轉身，突然有人開始對他丟雞蛋，蛋雨從四面八方襲來，砸了他一身，他冷靜地帶著微笑一步一步走出場，「微笑老蕭」這個稱號就是那時媒體給他封上的。第二天報紙以「蕭萬長中『蛋』」做標題和主照片，美媒也刊登了這張照片，美國助理貿易代表Coral Cooper說：「我看到後非常悲傷。」美方認知到蕭萬長已竭盡所能了，底線開始鬆動，他終於替台灣爭取到一年時間讓業者及農委會因應。

蕭萬長回想此事，對結果十分欣慰，他完全不怪對他丟雞蛋的人，他說：「我當然會痛，但我不覺得受到羞辱。我生在農村，我今天若是他們，我也會出來丟雞蛋。」

「易地而處」，是他認為談判成功的關鍵。蕭萬長對自己獲得美方信任，完全不敢為傲，談判凱旋而歸時，幕僚建議他立即在機場召開記者會，對國人宣示戰果，蕭萬長一概拒絕，他認為要替談判對手著想，「我們公開慶功，不就代表對方輸了嗎？他們如何面對自己國人？他們下次還會讓利嗎？」將心比心，為了國家長期利益，他寧可功而不居。

1988年美國要求台灣開放火雞肉進口，上千雞農抗議，蕭萬長出面說明，被雞農砸了一身雞蛋，他始終保持微笑。

轉口貿易除罪化

在那個管制年代，國貿局權力龐大，貪腐時有所聞，他在國貿局大力推動自由化、制度化，把貨品分類從一萬三千多項改成三大類：禁止類（毒品、武器）、管制類（批准才可進出）、自由類（授權給銀行外匯局簽信用狀），能不管的不要管，要管的少管，大幅縮小國貿局權限，他召集同事說話：「這是減少外界『害』你們的機會，不要誤了你們家人。」他很欣慰六年國貿局長任內沒有一個貪汙案。

他另一件有遠見的革命性規畫是讓兩岸三地轉口貿易除罪化。台灣即使在兩岸現況如此惡劣的情況，每年對大陸出超都還有一千多億美元，2022年我們全部的出超金額是514億美元，僅僅對大陸（含香港）出超就1004億美元，換句話說，若少去對大陸出超，台灣將成入超國。而這一切是先從台港貨物轉口大陸的除罪化開始。

商人最知道如何有利可圖。1985年，蕭萬長發現台灣對香港出口從1983年的16.4億美元，第二年突然增加到20.8億美元，一年暴增近三成，他派人去香港碼頭觀察，發現很多貨在香港不下船，直接轉往中國大陸，當時大陸已往改革開放的路上走，未來這塊市場應該更大，他認為同文同種的台灣不應放棄那塊肥沃的處女地。當時台灣對大陸政策仍是「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轉口貿易若不除罪化，這些努力替台灣賺錢的台商都可能涉及「叛國罪」，當時已黑函滿天飛。他建議蔣經國將轉口貿易除罪化。

蔣經國當時身體已經很不好了，他報告時，蔣經國依舊不置可否，蕭萬長從總統府出來不久，立刻接到國安局長汪敬煦的電話，要請他吃牛肉麵，並要他把給總統的資料也帶一份過來。他們一起討論如何解決轉口貿易不觸法的問題。政院後來交給「力行小組」召集各單位會商，半年後終於解決。

1987年，他轉任經濟部長，發現越來越多台商到中國大陸投資設廠，因為台幣升值、勞力成本提高，廠商紛紛外移，中國大陸成為企業界最喜歡的投資地，基於務實，他開始逐步放寬赴中國大陸投資的限制，在1993年2月公布「在大陸地區投資與技術合作許可辦法」，採取具彈性的報備核准制，且可溯及既往，允許已經去大陸的台商登記。自1993年起到2022年止，依我們海關署數字逐年統計，30年來台灣對大陸（含香港）出超總和共1兆6642億美元，這是扎扎實實我們從大陸淨賺的天文數字。

台商對大陸經濟貢獻巨大，連習近平都曾說「大陸功勞簿要記台商一筆」。大陸龐大的市場、低廉的勞力，對台灣又何嘗不是居功厥偉？這是兩岸共榮。

1978年蕭萬長(右)從蔣經國手上接獲最佳公務人員論文獎。

一談就嘆氣的是亞太營運中心

回想蔣經國當年對蕭萬長的勉勵：「你是本地人，要為這塊土地多打拚。」蕭萬長盡力了，但他一談就要嘆氣的是1990年代「亞太營運中心」（APROC，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s Center）。管中閔對此也很感慨：「亞太營運中心不是功敗垂成，而是還沒生出來就被捏死」。亞太營運中心原本是徐小波（徐柏園之子，知名律師）在1992年在YPO（Young President's Organization，青年總裁協會）會議提出的，時任經濟部長的蕭萬長當時就坐在他旁邊，一聽大喜，立刻趨身告訴他：「這個好，我很有興趣」。他們兩家住得很近，走路十分鐘，蕭萬長晚餐後常常步行到徐府，一聊就到深夜。徐小波最初想法是「亞太利潤中心」，蕭萬長認為作為政府計畫不宜特別突出「利潤」，以免給人「孜孜為利」的觀感，於是，把「利潤中心」改成「營運中心」，更具國家戰略性的格局，且亞太營運中心英文縮寫APROC還可把中華民國的英文縮寫ROC嵌入。1994年蕭萬長任經建會主委時，正式提出此議，被時任閣揆連戰納入政策。

亞太營運中心是利用台灣在亞太的戰略位置，讓台灣成為區域樞紐，營運中心含製造、海運、航空、金融、電信、媒體等六大中心。這應是繼蔣經國十大建設以來最大格局的國家計畫，但後來國民黨分裂，連蕭落選，政黨輪替，陳水扁主政，這個計畫變成泡影。有人認為是因李登輝「戒急用忍」的兩岸政策，破壞了這個大計，徐小波否認，他是這個恢宏構想的原創人，他說，當時提出這計畫時，完全未提到大陸，計畫主要目的在修訂台灣不合時宜的法令政策，例如稅務、電信、外匯金融、控股公司等政策，創造自由化、國際化的環境，並提升行政效率，讓台灣成為亞太樞紐。他強調，「原始計畫完全沒有任何需要大陸配合的。大陸若加入，當然是加分，若不加入，也完全沒影響。」證諸大陸那時正在六四的創痛中仍未復元，當時他們經濟實力和我們相差如天壤，新加坡和韓國也仍在尋找自己定位，台灣的確有大好機會將自己一舉推上亞太浪尖。

管中閔回顧此事，也深覺遺憾：「我們1990年代之後，看不到什麼國家建設計畫，都是東一拳西一腿，台商也像散兵游勇，好不容易有一個國家計畫出來，行軍布陣，亞太營運中心是當時最好的陣法，可惜沒做起來」，他分析，我們當時若做成亞太營運中心，在中國成長之後更可順勢發展，「台灣可以站上無與倫比的地位」。

亞太營運中心的推動，在總統選舉「連蕭配」失敗之後，戛然而止，此後，台灣陷入政黨輪替的惡鬥，不管誰做執政黨，在野黨都希望他們垮台，台灣再也沒有推出任何具格局的國家級計畫了。

我們是不是永遠錯過了？徐小波嘆：「我們是民主國家，做事很辛苦。台灣官場的特色就是官員做不久。」但他仍不願用「失敗」兩字，「亞太營運中心是我的心中之痛，但我不認為我們已全無機會」，徐小波至今仍在結合民間團體工總，替台灣找機會，「台灣人要有自信，我們可以影響大陸，而不是與他們隔離」。

平凡，平淡，平實

蕭萬長，來自鄉村，不是政二代、富二代，沒有背景，長得不帥，木訥寡言，中英文都有濃濃的本土腔，但是，用功、努力、務實、謙和，很會忍，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像蕭萬長這樣，他可不可能像蕭萬長一樣得到一個又一個重要機會替國家做這麼多事？蕭萬長想一想，搖搖頭：「不容易，時代不一樣了。」

但是，務實的他仍然願意對來取經的年輕人，分享可以操之在己的部分：

一，培養一個專業才能，千萬不要虛度光陰，若高不成低不就，糟蹋了一生，那就太可惜了。

二，每天都要把握當下、想到未來。「把握當下」不是吃喝玩樂，「當下」是把握學習環境，站穩腳步，這是最務實的。務實，尤其要有國際視野，那才是「未來」。

三，低調，不好大喜功（ps.他承認這點既是他的優點，也是缺點，不確定現在的年輕朋友是否該學）。

蕭萬長常說：「我是一個平凡人，但是，現在大家都只想做不平凡的人。」他那個時代，強人蔣經國主張的是「平凡，平淡，平實」，蔣希望與國人共勉：「做人要平凡，對名利要平淡，做事要力求平實，深入民間，深入問題，徹底解決問題。」卑之無甚高論，卻在當時變成台灣全民文化和風氣，大家攜手走過國家的低谷，蕭萬長不勝懷念：「當時大家都在為國家利益著想」。

長年在蕭萬長身邊做事的前行政院長辦公室主任胡富雄說：「如果蔣經國能多活幾年，蕭先生能做的事會更多。」

應該不只是蕭先生。